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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人為什么吃不起抗癌神藥?
文章來源:新藍景國際化學在線      發布日期:2018/7/14 11:41:04      瀏覽次數:

中國進口抗癌藥為什么這么貴?

 

2018年2月4日,世界癌癥日。
國家癌癥中心公布了一個數據:
我國去年新發癌癥病例429萬。
429萬是一個什么概念?
平均一天增加1.2萬人,
平均每分鐘增加8人。
目前我國癌癥患者5年生存率在30%左右,
而歐美發達國家達到了70%至80%。
歐美國家為什么這么高?
除了醫療技術更先進以外,
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——他們吃得起抗癌藥。
很多癌癥只要發現得不是很晚,
其實都有一個比較完善的方案:
用藥物將癌癥控制為一種慢性病,
讓人獲得一個較長的生命期。
這幾天大火的電影《我不是藥神》,
講的就是用格列衛將慢粒白血病變成一種慢性病。
但這種治療方案有一個致命問題——藥貴。
“兩年吃掉一棟房子。”
絕大部分中國老百姓是吃不起抗癌神藥的,
所以只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絕望死去。

中國老百姓為什么吃不起抗癌神藥呢?
我們先從抗癌神藥是怎么誕生的說起,
以治療慢粒白血病的“格列衛”為例。
“格列衛”是怎么誕生的?
上世紀五六十年代,
醫學界普遍認為——癌癥是病毒引起的。
但學者諾威和亨格福德有點離經叛道,
覺得“不一定就是病毒引發了癌癥”,
于是他倆開始關注慢粒白血病人,
希望可以找到“不一樣的證據”。
經過幾年觀察,他倆終于找到了引發慢粒白血病的罪魁——22號染色體變短了。
22號染色體為什么會變短呢?
他倆花了十年也沒找到原因。
直到1972年,
美國遺傳學家珍妮特才找到了根源:
因為22號染色體與9號染色體發生了交換,
融合形成了一個新基因。
這個新基因導致酪氨酸蛋白激酶過度活化,
從而引起了細胞的失控性增殖。
正常人每立方毫米血液含4000至10000個白細胞,
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白細胞是正常量的10—25倍。
如果能找到一種藥物,
來抑制酪氨酸蛋白激酶過度活化,
那慢粒白血病人就有救了。
這一找就是14年,
1986年,學者萊登終于找到了可以抑制酪氨酸蛋白激酶過度活化的化合物——伊馬替尼。
有效化合物雖然找到了,
但把它變成有用藥物又是一個漫長過程。
諾華公司耗費了十幾年,
足足投入了50億美元,
直到2001年——才制造出了格列衛。
研發一款抗癌神藥有多難?
格列衛的誕生花了整整50年,
其中五位專家因此而獲得了美國生物醫學最高獎——拉斯克醫學獎。

你知道研發一款抗癌靶向藥有多花錢嗎?
研發格列衛的諾華公司,
20年投入了836億美元,
才研發出了21款新藥,
平均每款藥的研發費用近40億美元。
著名制藥公司葛蘭素史克(GSK),
研發一款新藥的平均投入是81億美元,
換成人民幣是500多億。
而新藥的專利保護期一般只有20年,
拿到專利之后,
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臨床試驗才能上市。
等藥物真正上市時,
其專利保護期就只剩下十余年時間了。
專利期一過,大家都可以仿制,
藥價就會“斷崖式下降”。
也就是說,
如果在專利保護這十余年時間里,
制藥公司拿不回研發成本,
等待他們的就是——破產。
而制藥公司若想做得更大更強,
就一定得賺回比研發成本更多的錢,
這樣才有資金投入下一款藥物的研發。
所以,我們不應該責罵制藥公司,
責罵他們為什么要把藥物定成天價,
因為不定成天價,
他們就要破產,
他們就無法研究下一款新藥。
歷史上,很多大型制藥公司,
都是因為研發新藥失敗而倒閉的。

▲ 揪出慢粒白血病真兇的珍妮特被授與自由勛章

本來已經是天價的藥,
到了中國會漲成“天價中的天價”。
以諾華格列衛為例:
一盒諾華格列衛,
在香港賣18000元,
在日本賣16000元,
在美國賣13600元,
在韓國賣9700元,
但在中國卻賣23500元。
是諾華公司專門“欺負”中國嗎?
非也,諾華公司給每個國家的價格幾乎都一樣。
那為什么格列衛在中國賣這么高?
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巡視員郭劍英,
解釋過大陸進口原研藥價格為何會高于香港:
“香港沒有5%的關稅和17%的增值稅,
沒有15%的醫院加價,
流轉費用也不會達到20%多。”

進口抗癌藥為何比天價還天價?
原因正在于此——
第一:高在了關稅和增值稅。
很多國家對進口原研藥都不收關稅,
藥品增值稅方面,我國為17%,
是歐洲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,
而美國、澳大利亞等國則免收增值稅。
第二:高在了“醫院加價”。
2017年7月1日,
中國開始推行藥物零加成政策,
取消了醫院幾十年來實行的15%藥物加價制度。
但這個政策影響的主要是國產藥物,而非進口藥。
許多進口藥都已進入醫院自費藥房,
而自費藥房不受政策約束,
依然可以保持15%的加價。
第三:高在了“流轉費用”。
什么是“流轉費用”?
就是一種新藥要想進醫院,
并讓醫生為病人多開這種藥,
制藥公司就得給各方面利益和回扣,
這個利益和回扣就是“流轉費用”。
葛蘭素史克被立案偵查的高管梁宏估計,
藥企運營在藥價中所占的比重高達20%到30%。
經過這幾個關口的加價,
天價藥自然就變成“天價天價藥”了。

如何才能讓老百姓吃得起抗癌救命藥呢?
第一個要努力的方向就是——納入醫保。
還是以諾華格列衛為例,
2013年,江蘇就把它納入了醫保。
納入醫保后,
2萬多一盒的格列衛,
可以報銷1.7萬,
自費只需要幾千元,
負擔一下就減輕了一大半,
由此可見“納入醫保”之好。
但很多人說:“每月還需自費幾千元,我還是吃不起,能不能全報銷啊?”
全報銷可能嗎?
不可能。
為什么呢?
“因為醫保這個池子的錢是有限的,這里花多了,那里就只能減少。”
如果把錢都用到了報銷抗癌藥上,
那其他所有病癥將被排除在醫保之外。
這顯然是不公平的,
沒得癌癥的病人難道就不能享受醫保了嗎?
所以說,“納入醫保”雖能解決一些問題,
但并不能徹底解決問題,
因為沒法將所有抗癌藥都納入醫保,
納入醫保的抗癌藥也沒法實行全報銷。

要把抗癌神藥的價格大幅降下來,
除了“納入醫保”之外,
還有一個好辦法——搞仿制藥。
格列寧為什么在印度只賣200元,
而在中國卻賣23500元。
因為印度賣的不是瑞士格列寧,而是印度格列寧。
印度格列寧,就是瑞士格列寧的仿制藥。
仿制藥為什么這么便宜?
因為沒有高昂的研發成本,
而生產成本是極其低廉的。
那印度為什么可以仿制抗癌神藥,而中國就不能呢?
這得從兩件事說起。
一件事是——WTO。
印度是1995年加入世貿組織的,
中國是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的。
加入世貿組織的成員國,
必須得遵守一些規范——保護藥品的專利權,就是其中之一。
也就是說,
我們不能隨便仿制別人的原研藥。
另一件事是——《多哈宣言》。
上世紀90年代,
南非艾滋病迅速蔓延,
形成了非常大的社會危害,
于是藥品專利保護就引起了爭議——明明有很好的艾滋病控制藥物,我們卻不能仿制使用,致使很多人失去生命,太不人道了。
正是基于“人道”這個原因
2003年,世貿組織通過了《多哈宣言》:
成員國在發生公共健康危機時,
比如艾滋病、瘧疾、肺結核和其他流行性疾病時,
可以不經專利權人同意,
實施強制許可制度,
生產、銷售其他國家和企業的專利產品。

印度為什么可以仿制歐美抗癌神藥?
就是利用了這條“強制許可制度”。
印度實施強制許可制度,
強行仿制其他國家和企業的抗癌神藥,
說白了,就是“耍無賴”。
因為癌癥并不是傳染病,
也并沒有引發公共健康危機,
按理說是不能實施強制許可制度的。
但印度政府卻不管,
因為這么多癌癥病人吃不起藥,
所以我就要實施強制許可制度。
中國為什么不敢效仿印度呢?
一是中國更注重大國形象,
覺得不能耍這種流氓行為,
如果個個都想印度一樣“耍流氓”,
那全世界的醫藥體系就崩盤了,
沒有任何一家企業愿意再研發新藥。
所以,印度這種流氓行為,
也引起了很多企業和國家的憤怒,
美國和日本就曾多次威脅,
如果印度不撤銷泛濫的強制許可,
便將向WTO提出申訴,
并推出相應的經濟制裁,
所以近十年,印度收斂了很多。

泛濫的強制許可制度,
還會帶來兩個大弊端:
如果你不保護藥品專利,
跨國企業就不會再把新藥弄到你這里上市,
你以后就會缺少最有效的抗癌新藥。
還有,如果你不保護藥品專利,
本國企業也沒有動力去研發新藥,
這就會限制國家醫藥產業的發展。
這就是中國不敢效仿印度的原因所在。
但如果一點不搞“強制許可”,
也會產生一個大弊端,
就是不人道——很多人會因吃不起高價藥而迅速死去。
所以,完全不搞“強制許可”,
其實也不是一個好辦法。
那最好的辦法是什么?
就是像巴西、南非等國家那樣,
有限制地實施強制許可,
選擇性地對個別藥物實施“強制許可”。
有限制,強調保護專利。
有選擇,強調保護人權。
兩者結合,才是最佳決策。
有幸的是,中國已經開始這么搞了——2018年3月,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《關于改革完善仿制藥供應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見》。
這個《意見》里有這么一句話:
“依法分類實施藥品專利強制許可。”
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。

 

實施強制許可制度,
可以解決小部分抗癌神藥的藥價問題。
但大部分不能搞“強制許可”的抗癌藥怎么辦?
其實,還有一種模式可以學——加拿大模式。
加拿大采取的是政府談判模式,
每當藥企想讓新藥進入加拿大市場,
加拿大政府就和其進行談判,
半善意半強制地勸誡他們要“薄利多銷”——“薄利”總比“無利可圖”要好得多。
通過政府談判,
加拿大可以將大多數專利藥的價格,
控制在美國市場價格的45%-65%。
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“大降價”了。
所以,中國其實可以學習這種模式,
統籌醫保、醫療、醫藥,
建立國家藥品價格談判機制,
讓進口藥的價格大幅降下來。
當前抗癌藥市場主要以進口藥為主,
進口藥價格通常在2-8萬元一盒,
一年至少要十幾萬的費用,
這是普通老百姓無法承受的,
所以很多人只能躺在家中等死。
如果中國可以效仿加拿大,
癌癥患者們一定會“喜極入告,額手相慶”吧!

在網上,看到很多人說:
“吃不起藥,你活該。
誰叫你不購買商業保險呢?”
但購買了商業保險就一定吃得起藥?
不一定。
那些推銷重疾險的的業務員,
并不會告訴你:
重大疾病保險只賠一次。
所謂“保終身”,
指的也是因重疾去世時的一次性賠付。
有病史之后再也不能購買。
所以說,保險也不能保證你吃得起藥,
假如你像“黃毛”一樣得了白血病,
保險公司只會在你確診時賠付一次,
你花完這筆錢就再也沒有了,
你以后也再也不能買保險。
所以說,中國的保險制度以及保險產品的設計,其實也是需要改革和改進的。
比如,日本的癌癥保險,
幾年后復發轉移也有賠付金。
甚至還有終身癌癥險,
不會解約、保障一生。
這些,都很值得中國學習。

電影《我不是藥神》里,
警察“周一圍”追查假藥時,
一個老婆婆抓著他的手說:
“4萬塊一瓶的藥,
我吃了好幾年了,
房子吃沒了,家也吃垮了!
現在才好不容易有了便宜的藥,
才500塊一瓶,他真的不掙錢!
他只想幫我們!
你們把他抓了,我們就沒法活了!
誰家還沒個病人呢?
你能保證自己一輩子不生病嗎?
我還想活著,我不想死……”
希望這世間少一點這樣的悲劇,
希望這世間再也沒有陸勇這樣的藥神。
這世界上很多事情,
是經不起等待的,
尤其是癌癥患者的命。